四十而“惑”

四十而“惑”
作者：牟学农
这里所说的“四十”，不是指年龄40岁，而是40年的意思，具体地说，是指我在全国刊物《歌曲》发表的第一首习作，到现在2018年8月，已经整整40年了。
我在2012年《歌曲》创刊60周年征文活动中，曾写过一篇小文记叙这件往事，刊载在当年《歌曲》7月号上——
我在《歌曲》发表的第一首歌
1978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张汇款单，6元。单上写着：《歌曲》第2期稿费。我恍若梦中：《歌曲》？有这刊物？怎么会发表我的……歌？什么歌？
那时我在家乡一个矿山里当井下工，沉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也会搞点脑力劳动——写歌。并且还算写出点名堂，在县文化馆编的油印资料上发表过几首习作。
可是……《歌曲》？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谈不上往那里投稿呀！
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工友说：汇款单写的名字、地点都是你的，还会错吗？管他呢，天上掉下的钱不要白不要！——对呀！于是我请俩仨朋友美美地撮了一顿，那时的6元挺值钱。
真及时，撮完的第二天，为我揭开谜底的《歌曲》样本就寄到了。薄薄的32页，刊载了20来首歌，作者几乎都是当时最著名的作曲家：吕骥、李焕之、吕远、践耳、王酩、李群、张文纲、金凤浩……而我这个唯一无名之辈作词作曲的小歌赫然刊登在第6页！歌名叫《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噢，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不久前刚写的一首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群众歌曲。歌很短，只有24小节。写好后分别投寄给《解放军歌曲》和《人民音乐》。这是当时仅有的两家音乐期刊，前者专发歌曲；而后者则以文章为主，也留有少量篇幅刊发新歌。
然而我依然不解，明明只投寄了这两家音刊，怎么会发到《歌曲》上的呢？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复刊后不久的《人民音乐》仍恢复为音乐理论刊物，而发表歌曲的那一块已交还最近刚复刊的《歌曲》。于是，我那首24小节的小歌也和那些我敬仰的大作曲家们的大作一起移交，刊登在复刊后的《歌曲》第2期。歪打正着！
而这次可遇不可求的“歪打正着”却正好无意中成就了我好几个第一：第一次在国家而这次可遇不可求的“歪打正着”却正好无意中成就了我好几个第一：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歌曲（虽然只有24小节）；第一次拿到了稿费（刚恢复稿费制度）；而我也居然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在复刊后《歌曲》上发表作品、拿到稿费的作者！
啊，我是多么幸运！从此后，我与《歌曲》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成为《歌曲》最忠实读者，30多年订阅从未间断！我也成为《歌曲》最执着的作者，30多年投稿也从未间断！在我30多年的歌曲创作道路上，离不开《歌曲》的帮助和培养。我参加过 1988、1991两期“成才之路”讲习班，是被称作歌坛“黄埔军校”的正宗“黄埔学员”。 30多年来，我在《歌曲》上发表的每一首作品，都是我成长的纪录！
前年，我准备出的第二本歌集时，想请《歌曲》田晓耕副主编作序，便向他陈述了上述理由。晓耕老师笑了：噢，想不到当年我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你老牟就与《歌曲》结缘啦！看来我这个编《歌曲》的人，还真的不好意思谢绝啦！于是欣然命笔！
晓耕老师在序言的结尾写道：牟学农在《歌曲》复刊的1978年开始在全国发表作品，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牟学农的歌曲创作道路不约而同地和复刊后的《歌曲》一起，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巧合！
哦，真的，非常美好！谢谢晓耕老师! 谢谢《歌曲》！
把这篇6年前旧文全文照录，如果把文中“30多年”改成“40年”，主题依然不变，那就是：如果没有40年前那次“歪打正着”对我的激励，我还会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走到今天吗？
那么，这40年来到底走出点什么名堂呢？幸好我这个人一直以来还有点档案意识，每次作品发表都存有样本。我从尘封的文件箱找出其中由中国文联主管、中国音协主办的《歌曲》《词刊》《儿童音乐》《音乐创作》《人民音乐》5种期刊一边翻看，一边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百感交集！我做梦也没想过，从40年前起，我会和《歌曲》，还有她的4家姐妹刊那么有缘积累下那么多的作品！从1978年8月《歌曲》复刊第二期的《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直到2018年《儿童音乐》8月号的《听国旗升起》为止，计有——
歌曲66首；歌词41首；儿童歌曲38首，一共145首，另外还有论文、文字9篇，总计154件——嗯！居然超过150件！
好多词曲作家在上述五家音刊任何一家发了作品即豪迈地宣告“国家级发表”！然然而鄙人从没有把几首小歌上升到国家高度，最多弱弱地说：“全国发表”。
其实，这个数字比起那些在网上动不动晒出自我介绍“发表作品N千首……”的高人大其实，这个数字比起那些在网上动不动晒出自我介绍“发表作品N千首……”的高人大腕们，只是个零头，实在不值一提！
不过有几个地方还需一提——
一是，记得若干年前，不才的我侥幸被列入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候选人名单，在填写“专业成果”一栏时因不懂刊物隶属关系，想当然地把发表在《音乐周报》《解放军歌曲》等报刊的作品，也列入“全国发表”统计汇报。结果有人指出：这里有“水分”！因为前者系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后者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主办，均算不上国家级。从此我严格自我把关，坚决宁缺毋滥，年复一年养成的“严格标准”形成了习惯……
二是，因各种原因被这五家不同刊物之间不同时间重复发表的，一律统计为1首。另外，感谢著名词作家、词评家应忆航老师在《词刊》2013年第2期发表的评论《流在旋律里的词——谈作曲家牟学农的歌词创作》中列举了本人6首拙作，其中4首因系借光搭了忆航老师这篇论文的“便车”得以在《词刊》登了出来，所以我也没有把这4首歌词计入发表数量。
三是，统计中唯一有1件作品——论文《浙江畲族民歌的旋法特征及其调式属性》 并非发表在中国文联五大音乐期刊，而是发表在《中国音乐》2004年第1期。这里我有必要多说几句：我当初写这篇论文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评职称，2001年我评上副研究馆员后，省文化厅负责群文系列职评的老师对我说：老牟呀，像你这样只有初中学历，接下去要评正高难度很大呀，学历这道硬杠杠就给你挡住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1篇以上论文！于是我狠下决心，用了3年时间收集研究畲族民歌，钻研民族音乐理论，几易其稿撰写论文。论文完成后其他音乐刊物一概不投，目标锁定《中国音乐》和《音乐研究》全国仅有的两家音乐核心期刊。结果在我不认识编辑部任何人的情况下，《中国音乐》2004年第1期发表了！第二年我顺利评上了正高……因此，我把这篇改变我命运的这篇论文统计进去。全国音乐类核心期刊的《中国音乐》，也应该不会比中国文联五大音乐期刊逊色吧？
其实，发表的数量多也好少也好，发表的刊物是不是国家级也好，细一想，并没多大意思（比如我获文化部“群星奖”的《山格里里太阳升》等3首歌一首也没在《歌曲》等刊发过）。但对于我等这些爱了音乐大半辈子还将继续爱下去的所谓作曲家来说，退休前对写个总结评个职称或混个先进或许还有点极为有限的作用，可如今老朽早已告老还乡，最多也不过是看着听着自己写的东西，有点成就感，满足了一点虚荣心而已。而这对于别人也许啥也不是，发首歌？几个稿费呀？我只好感慨作答：惭愧，还不够请您老吃顿快餐。
我把这154件作品一一复印下来，另外还有5篇同样发表在这几家音乐期刊中有关我我把这154件作品一一复印下来，另外还有5篇同样发表在这几家音乐期刊中有关我的报道和介绍，装订成活页册，自我“出版”。一旦有新作发表，随时增加页面。所以只要我思维没有停止，我还会继续写我的歌，就像有的人喜欢跑步，有的人喜欢钓鱼。我也就为这点自我的爱好！
从1978到2018，当年《歌曲》 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激动虽然早已平静了，但如今40年过去，自己一有新歌在这五家刊物发表，还是有那么一阵小小的欣喜！我用了个并不怎么恰当的《四十而“惑”》 来做题目，这 “惑”，是音乐对我的诱惑！是啊！《歌曲》等五家音刊40年的诱惑，使我成为词曲作家！没有中国音协《歌曲》《词刊》《儿童音乐》《音乐创作》《人民音乐》，还有《中国音乐》对我自始至终的扶持，这么多年发表了我100多首作品，还几次介绍了我，没有你们的厚爱，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这本复印自我“出版”歌集“发行”二册。第一本自己闲时看看，回忆创作经历。有人说“回忆”乃是人生进入衰老期的特征，看来本人正在验证。当然有时也许会给家人和朋友看，不过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搞不好会自讨没趣——老爷子就那么点东西，有啥好得瑟的！哼！写不写由我，发不发由他，看不看由你！
第2本备用，留着等第1本看破了再接着看，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估摸除了老朽自己，基本可以肯定再也没人爱看了。接下去，等这第2本也看破了，那么恐怕连我自己也不愿再看了——书既看破，红尘岂不看破？
1234567——哆唻咪发嗦啦嘻——嘻嘻！